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“提桶人”三个字,对富士康来说,具有符号化的意义。在疫情来临之前,“提桶跑路”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。年轻人们把铺盖、洗漱用品装进桶里,像候鸟一样涌入旺季时的富士康,又在淡季时离去。那时他们选择很多,世界也很畅通,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“提桶人”——“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”。但现在,对很多原来的“提桶人”来说,这样的潇洒状态一去不复返了。一方

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“提桶人”三个字,对富士康来说,具有符号化的意义。

疫情来临之前,“提桶跑路”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。年轻人们把铺盖、洗漱用品装进桶里,像候鸟一样涌入旺季时的富士康,又在淡季时离去。那时他们选择很多,世界也很畅通,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“提桶人”——“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”。

但现在,对很多原来的“提桶人”来说,这样的潇洒状态一去不复返了。一方面,他们需要这份工作,尤其是在疫情袭来之后,另一方面,他们同时也发现,跨城市的迁徙正越来越成为一件困难的事。

一些“提桶人”放弃了一年四季往返于各个工厂的高收益,为了求稳,把自己转成了富士康正式工。就连称呼也变了,他们现在管富士康叫做“发财康”,认为这里虽然辛苦,但好歹工资会照常发放。还有很多劳务中介,打出的广告是:“疫情在反弹,工厂最安全”——富士康可以被看作当下最稳定的选择。

文 | 饶桐语

编辑 | 易方兴

运营 | 月弥

疫情带来的消失

一些东西在富士康消失了。

27岁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林康发现,放在货架上的工件变少了——走到车间的尽头,有一个2米高的5层货架,每一层都摞着透明收纳盒,工人们需要打磨的工件就放在里面,经过他们的加工,这些工件将会成为标准的模具,复制出无数的手机零件。

疫情以来,车间的订单量下滑明显,货架上的收纳盒也总是摆得稀稀拉拉,显得空空的,“真是没活干了”,林康说。他是湖北人,已经在这里待了5.9年(5.9乘以365天)了。每一个富士康工人都习惯把工龄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,因为“工龄就是钱”。他现在变得不习惯,因为曾经做不完的工件,突然成为了需要争夺的资源。林康记得,前几年,架子上的收纳盒放得层层叠叠的,速度一慢,工件就多到架子都装不下,又堆满旁边的电脑桌

没活干儿了,很多工人凑不满工时,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那些好做的、容易凑满工作时长的工件,成为“香饽饽”,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它。

尽管不习惯,但林康也很快加入到了这场“争夺”当中。为了比所有人都早点儿到,林康把起床闹钟提前了20分钟。7点30分,他第一个抵达车间,第一件事是站到货架前,把好做的全部挑出来,放到自己的工作台。

类似的“消失”也发生在深圳富士康的其他车间。从2016年算起,广西小伙子韦大强也来这里6年了。像他一样的广西年轻人,不少都把深圳富士康当成工作的尽头。他发现,这两年,除了稳定供应的口罩,按惯例发到工人们手上的东西都没了——绩效奖金、原本一年一发的工服,甚至洗手液。

洗手液是用来洗掉机油和钨钢粉的。和林康一样,韦大强的工作也需要操作机台,一天活干下来,手全是黑的,只有洗手液才能洗干净。以前,洗手液会批量发放到工人们手里,但现在,洗手液的供应断断续续,韦大强只好用抹布擦手,还要使大劲搓,一周时间,白毛巾就会彻底变成黑毛巾。

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▲ 韦大强用来擦手的毛巾,一周就会变成黑色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毛巾粗糙,搓久了手疼,韦大强和工友们觉得还是洗手液好。于是,再发下来的洗手液,他们都舍不得用完了,偷偷倒出来一些,装进矿泉水瓶子,再藏到自己的柜子里,下班的时候省着倒点儿,搓到泡沫都黑了再洗掉。或者,有胆子大的,会去整层楼尽头公用的卫生间,趁没人的时候,把洗手台上的洗手液偷拿回来用。

在工厂里,洗手液是消耗品,没有人舍得自己花钱买,尤其是在绩效奖金一起消失之后。韦大强记得,今年的4月7号,是固定的富士康发工资日,自己只收到了68元的绩效工资,有一个工友,收到了1元钱,看着银行卡的数额,大家都沉默了。

相较于这些具体的事物,被河南姑娘吴小菲注意到的是一些抽象的东西——她的休息时间消失了。吴小菲在郑州富士康,做的是流水线上最普通的工作,不需要一点创造力。她和3个工友,只需要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下来,用小镊子在手机侧面的定位柱上贴上电池垫片,加固后再放回流水线就好,整个流程不超过30秒。每天,她们可以重复这样的动作7000次。

但正是无数这样的重复枯燥劳动,支撑着iPhone的量产,支撑着富士康,也支撑着郑州。每年,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组装都出自郑州,而郑州GDP的8.7%是靠富士康空港厂区完成(2020年)。但吴小菲不懂这些,她不知道自己流水线上是哪一代产品,也不觉得iPhone有什么伟大的,她觉得自己的国产手机完全够用了。

工作是枯燥的,她的快乐在别处。对吴小菲来说,最快乐的时候只有下班前的半个小时——如果手上的动作足够快,她们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量,然后搬个小板凳,聚坐在车间门口,玩得好的几个人,围在一起喝喝水,聊聊天,等着18点30分一到,准时打卡下班。

但是,疫情改变了流水线的生物钟。每天下午3点,线长走出来,大喊一声,“停线——”,整个车间的流水线就戛然而止,接近300名工人站起来,到楼下排队做核酸。

时间在排队中流逝,生产时长当然也被压缩了,“回去之后,肯定要把这半个小时的量赶回来”,吴小菲再也没办法提前下班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虑,如果手稍微慢一点儿,源源不断流出来的手机就会堆积,吴小菲心里开始着急:“我看到堆积了,速度也加快了,但我明明一直在贴、一直在贴,怎么还是做不完?”

吴小菲怀念消失的半个小时。这是宝贵的休息时间,更重要的是,在这段时间里,她可以不只是流水线上的工人,五花八门的聊天话题让所有人变得生动起来。谁和家人闹矛盾了,谁周末出去吃烧烤了,还有隔壁那条流水线的男孩,上班的时候摔伤了手臂,手都抬不起来,吴小菲想到了自己正在读大学的弟弟,像姐姐一样叮嘱他:走路不要玩手机。

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▲ 郑州富士康厂区内,许多上下班的工人正在看手机。图 / 视觉中国

加不上的班

工人们观察到的“消失”,在富士康面前显得有点微不足道。在全国各地,北到辽宁营口,西至云南昆明,分布着40多个富士康厂区,每个厂区被划分成几栋大楼,又被切分成无数个车间、无数条流水线,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塞进这些格子。

在这个巨型工厂里,即使工件少了、福利待遇差了、休息时间没了,也没有人能心安理得地停下,制度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会了工人们如何成为一台永动机

最直接的是工资计算方式。在富士康,员工的基本薪资不高,大部分都来自于加班工资。6年前,林康从湖北来到深圳观澜富士康,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,基础工资4000多元,扣除五险一金之后,再算上加班加满拿到的3000多元,到手能有接近7000块。对大专毕业的林康来说,这已经是不低的收入,而其中,加班工资占了大头。

没有加班甚至可以变成一种“惩罚”。而今年,由于订单量下滑,车间效益下降,领导们对工时和加班的管理也变得严格起来。林康记得,有个复杂工件,以前做完起码能算5个工时,但这一次,他用电脑一查,上面显示的工时数是1。

疫情冲刷着全国各地的富士康。在7年老员工杨束新眼里,“卡加班”和“卡工时”已经是这两年的常态,“就是想方设法把你给逼走,申请自动离职”。

杨束新在河南济源富士康做机械加工,每天需要操作2台机器,标准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,以前,只要有活干,不管产出多少,都会在周末报加班。2020年的时候,变成2台机器一天需要产出16个小时才有资格加班,后来,这个数字慢慢变成20个、23个……到2022年,所要求的工时已经是26个小时。

但杨束新不愿意走。他快30岁了,前两年刚结婚,买了房,有个1岁零2个月的宝宝,每个月要还1500元的房贷。

没有加班之后,基本工资不能再少了,杨束新不敢再回家。他算着,自己已经半年没有见过孩子,结婚之后,杨束新和妻子两地分居,自己在济源,妻子带着孩子在老家村里。只有200公里的路程,也不能随意回家——疫情一开始,富士康就规定,回来就是隔离14天,老家这边又得隔离7天,那就是接近一个月没有收入,“打工的,隔离了,钱也挣不到了,你说你干啥?”

在流水线上贴垫片的河南女孩吴小菲,也是富士康的“提桶人”之一。2020年3月,吴小菲第一次到富士康做临时工,之后的时间里,她保持着每年进3次富士康的频率——返费高的时候进,做满3个月就出来,到今年,吴小菲已经7进7出富士康。

吴小菲觉得,能加班,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今年3月,深圳富士康因为疫情停摆,一些订单也转移到了她所在的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,订单一下子变多了,她每天都能加2.5个小时的班,算上返费,一个月能赚上7000多块。

疫情之后,订单更加频繁地在全国各地的富士康中间转移。山西太原厂区的一位“提桶人”张力波说,今年5月,厂区也有一段时间订单增加,是因为河南郑州又遭遇了疫情,订单转移到了他所在的厂区。和吴小菲一样,那段时间,张力波也能拿到更多的加班工资。

显然,疫情难以撼动庞大的富士康,只要让订单在各个厂区流动起来,流水线就可以一直不停摆。但身处其中的富士康工人们,是没有选择权的,他们更多的,是独自摇摆在加班、不加班,极端的忙碌,或者突如其来的停工之中。

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▲ 图 / 视觉中国

“提桶人”变成长期工

7进7出富士康的“提桶人”吴小菲,已经记不清自己每一次的工作内容。但她知道,如果自己再进富士康,也不会有任何困难——每一次的工作都很容易。比如贴电池垫片,刚开始时,别人一天贴1000个,吴小菲也能贴上600个,只需要一天时间,吴小菲就可以熟练得看不出是新手。

但简单和枯燥,几乎是一对同义词。人的身体是强大的——贴垫片贴久了,吴小菲的眼睛能适应看很小的东西,长时间盯着定位柱也不会眼花。更难调节的是精神,吴小菲还是用了“压抑”两个字来形容在车间的感觉,因为“看不到外面的天”,每个人都长得一样:一样的口罩,一样的白色静电衣,唯一的一点色彩是线长,他们穿的静电衣是蓝色。

也正因为如此,吴小菲更适应富士康临时工的节奏,她的丈夫陈伟也在富士康,这3年,夫妻两人一起进富士康,在厂里干3个月就出来,做1个月零工调节一下。陈伟会开车,就去跑滴滴,或者看哪里需要日结司机,吴小菲则去做电话销售,这份工作的好处是“上班可以随身带手机,也没什么规矩”。这1个月也是属于夫妻二人的休息时间,陈伟跑滴滴的收入,比富士康少,1个月4000块,但会感觉“舒服、自由一点”。

但疫情还是缩小了夫妻二人的选择余地。去年5月,吴小菲和陈伟结束了又一个工期,然而,所有的餐馆、KTV、电影院都关门了,哪里都不需要用工,陈伟不得不又续了3个月的工期。6个月结束,一个选择摆在夫妻二人面前:在富士康,临时工最多只能做6个月,到期之后,要么转正成为正式工,要么离职。

此时的城市里,很多街道、商场封控起来,哪哪都找不到工作,坐滴滴的人也变少了。无处可去的吴小菲和陈伟,思来想去,“还是得稳定一点”,两个人坐在床上商量,决定让陈伟转正做正式工,吴小菲身体差些,要一直在富士康工作的话,怕吃不消,就还做临时工,这样,家里起码能有一份稳定收入来源。

到现在,陈伟已经在富士康待了一年多了,吴小菲还是心疼——郑州的疫情管控没有放松,厂区每天都要查核酸检测报告,但陈伟上着夜班,下班的时候是早上7点,他要在外面等着,直到做核酸检测点开始上班了,再做完核酸、回来休息。有的时候,8点就能做完,有时候人多,要排队到10点多。

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▲ 富士康厂区内,工人正在排队进行核酸检测。图 / 人民视觉

做了正式工,就没有返费了,“全靠加班”,陈伟每天都希望加班能多些,工资能高一点,而上夜班,会有8块钱的夜宵津贴,1个月下来,工资会多 100 来块。

显然,在工人们之中,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离开富士康的,他们需要这份工作,尤其是在疫情袭来之后。有很多富士康工人,过着疫情时代的流水线生活,他们把富士康叫做“发财康”,认为这里虽然辛苦,但好歹工资会照例发放。还有很多中介,打出的广告是,“疫情在反弹,工厂最安全”——富士康可以被看作当下最稳定的选择。

那个山西太原的临时工张力波,就有这样的想法。

张力波已经37岁了,疫情这3年,他进了3回富士康。之前,他是厨师,在各大餐馆里辗转,有次感冒之后,突然就粉尘过敏了,再也碰不了面粉,厨师生涯宣告结束。除了做菜,啥也不会,张力波就进了工厂,“那里工作简单,什么都好学”,今年这一回,他在流水线上负责测试手机——把手机从流水线上拿下来,放上架子,把线插上。

张力波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疫情以后,很多餐馆都倒闭了,他听说,很多之前的厨师同行,都失业了,反倒是自己,还找到了富士康这条路。今年4月,山西疫情加重,张力波在家里隔离了半个月,他说,这期间,富士康还发了800块基础工资,“算可以了”。

唯一的不舒服是上夜班,他年级大了,车间里都是比他小十几岁、甚至二十多岁的小孩,一趟夜班上下来,“特别困”。但是,有夜班,还是会去上。张力波甚至觉得自己年纪大,算点儿优势,因为车间工作枯燥,年轻的工人们贪玩,干几个小时就没耐心了,想早早下班,但自己不会,“我这个年龄段,什么都能熬住”,因为“就主要想挣钱”。

这群离不开富士康的人,都有不大不小的经济压力,也对某种程度的稳定有要求。张力波去年刚买了房,他有两个孩子,一个上小学的女儿,一个上初中的儿子,再租房不太好了,狠狠心,买了一套40万的二手房,找亲戚借了16万。今年,房价降了点,妻子老唠叨,不该急着买,算下来,要是现在再买,又能便宜3万块。

张力波的妻子,也打零工,在物业公司里做保洁员。买房的时候,夫妻二人唯一的考虑就是“坚决不能找银行贷款买房”,两个人都担心,如果疫情一来,生产停止了,家里就彻底断了收入来源,没法还上。

安全的富士康,带来了稳定,也带来了屏蔽外界的隔膜。相较于临时工们,这种情绪,在正式工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。

去年5月,广西小伙子韦大强,也试图离开富士康,重新找工作,他想换个“工作环境好点的”,或者“不用上夜班的”。韦大强面试了好几家,2家过了,但进程都终结在突然到来的疫情里,“哪里都时不时就冒出2个病例,再不敢出门了”。躺在宿舍床上,犹豫了一阵子,韦大强还是觉得富士康好,工资虽然不会加,但也不会降,“比较安逸”。

有的时候,富士康是“收容所”,收纳了那些在疫情中无处可去的人;也有很多时候,富士康削去了工人们走向外界的勇气,把他们变成了无处可去的人。

选择鱼缸还是河流

加入“货架争夺战”的林康,陷入了一种职业焦虑。

他有无法忍受的时刻。去年9月,林康有个工件做得不太好,快下班了,就打算放到第二天处理。结果,线长生气了,问为什么不加班处理完再走。林康也火了,顶撞了几句——这是他这些年来,第一次反抗线长,在这之前,“没有反驳过什么东西,反正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呗”。

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▲ 林康所在的车间,穿过车间就是货架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再然后,今年4月,一个无班可加的周六,林康走出园区,去参加了一个短视频公司的面试,面试岗位是小游戏编导,并且面试成功。很快,他提出离职。在此之前,林康不敢出去找工作、投简历,觉得“外面的世界特别可怕”,自己也一定处理不了富士康以外的问题。

显然,对于林康个人而言,他对富士康的职位依赖程度正在降低。他像一条从鱼缸挣扎跳进河流的鱼,但这样的人是少数。来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汪和建,在研究富士康员工的不同“保护性行动”时,假设了几个选择:离职、忠诚(驯服、责任)、呼吁(申诉、抗议)等等。而影响因素是工人的职位依赖强度,和组织能否改善的预期。如果工人不再依赖这个岗位,则会选择离职。反之,则会选择留下。

事实上,一线工人们很容易在日复一日地工作中,产生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。不仅林康,韦大强、杨束新也都在说,他们没办法离开富士康了,而他们的工作年限都在5年以上。

还有另外一位在富士康待了10年的员工,已经见过了太多的“提桶人”,反而变得安于现状。面对疫情和裁员的议题,他变得敏感、尖锐,甚至不断贬低自己,反复问我:“我拿2000来块钱的工资,每个月该吃该喝,我关心这些有用吗?”至于是否担心疫情会影响自己之后的工作,他的回答是:“要学历没学历,要能力没能力,又那么懒,在富士康起码还有2000多块,还想往哪里跑?越跑越穷啦。”

一份“两岸三地”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出示的报告显示,只有三成工人的工作时长会超过一年。汪和建对这个数据的理解是,1年工龄以内的工人,退出成本低,也难以看到企业改善的期望,就会选择离职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付出越多,依赖程度也会加剧。

在如今的富士康,无处可去的提桶人,正在逐渐变得依赖富士康。

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康那么幸运。去年曾经找工作、又被疫情横插一脚的韦大强,已经彻底放弃了辞职——这是他最后一次迈出富士康的尝试。韦大强说,他最后悔的事,“就是没有在当初刚进富士康的时候出去找工作”。如果再让自己选择一次,他会学点东西,找一份喜欢的工作,而这,意味着更高的收入,和更大的工作意义。

杨束新用“晕晕腾腾”来形容自己的状态。现在,他还是和妻儿两地分居,唯一的沟通时间是晚上的视频聊天。6月1日,是儿童节,前几天的时候,妻子说了好几遍,儿子喜欢玩积木,他也答应了要买来作为儿童节礼物,结果事情在脑子里转了几圈,还是忘了。杨束新反复自省:“天天过得晕晕腾腾的,我这个当爹的不称职啊!”

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去纠结。订单少了,工资降了,厂区会不会倒闭?自己要不要辞职?刚在济源买了房,就在富士康厂区附近,如果没了工作,是不是得把房子也处理了?要不要南下去打工?打工的话,孩子是跟着自己还是待在老家?

待在富士康,这些问题就暂时都不存在了。

无本一晚上快速赚5万,无本一晚赚钱

▲ 深圳富士康,一位工人在宿舍发呆。图 / 视觉中国

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

侵权必究

免费领取品牌操盘全案资料,添加 微信:madvic  备注:领资料

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,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。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,不拥有所有权,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/违法违规的内容, 请发送邮件至 75344354@qq.com 举报,一经查实,本站将立刻删除。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shuizuge.com/4437.html